全球性问题与普遍伦理

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专刊于8月28日刊登的金春明同志的《全球性问题与思维方式的转变》一文，对全球性问题作了概要论述，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改变。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以及最有效的步骤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所有国家、民族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这就是建立在普遍伦理基础上的国际公约。

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不仅制约着每个国家的发展，而且威胁到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全球性问题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日益严重。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过程。起初，不同国家、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内部进行，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也限制在国家、民族内部。随着交通及通讯的发展，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壁垒逐渐打破，在它们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得以进行。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言，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整个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言已经变为现实。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频繁，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全球一体化，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纳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与世界的联系，能够孤立地存在于世。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由对抗走向对话，加之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每个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都成为它的“村民”。全球人类在交往上的全球化进程，为建立一种全人类都应遵守的普遍性伦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全球化不仅使普遍伦理的存在成为可能，而且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建立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也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在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早已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全球化”，并且日益严重。政治军事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核威胁；经济上的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生存环境、自然资源上的生态恶化；人口上的人口爆炸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等是全球性问题的最普遍的表现，其实质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冲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掠夺世界财富所致。在长期的军备竞赛中，各国纷纷发展核武器，用以对付核大国的“核讹诈”，导致世界的核武库剧增。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发达国家日益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上，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过分开发掠夺的恶果。发达国家早已注重本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却把对环境有害、消耗资源过大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危机。

这些问题原来只是存在于一些国家地区内部，但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它们交织在一起，超出国家和地区界限，制约威胁着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生存，它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缓解并解决。它不仅涉及技术层面，更涉及伦理层面，既涉及各个民族自身如何对待问题，更涉及到各个民族之间如何协调利益，作为一个整体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全人类面对着对付全球性问题的迫切需要，不得不形成一个人类共同体。尽管在人类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但人类的生存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在任何时候，生存与发展不仅是每个国家的最大利益，而且是全人类的最大利益。

人类共同体还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共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国家、民族树立起共同的信念，遵守一定的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普遍伦理。尽管不同的国家、民族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但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人类必须通过对话与交流达成某些共同的基本的伦理规范。这些规范有两个来源：其一，在一些国家民族内形成的、能够为其他国家民族认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如孔子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所认同。其二，在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文化的交往中，在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规范。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提出的挑战，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平等地对话与协商，建立起一套能够为全人类所认同、所接受、所遵守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面对全球性问题，各民族多元的民族文化也将有可能首次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摒弃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作为普遍伦理所赖以建立的文化资源而享有平等地位，各民族文化都可以以自己文化的精华来见仁见智地提供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各种方案，而且也惟有在充分尊重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所形成的普遍伦理才真正具有普遍性，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